与咨客的移情相对应的是，来自治疗师的反移情可以被视作是硬币的另一面。

当我们提到反移情时，我们认为治疗师所有可能指向咨客的情绪反应都是反移情。伴随着移情的产生，反移情也是在咨客和治疗师两人关系发展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情绪结构，在移情和反移情的土壤上，通过心理治疗让咨客的移情性神经症得以修通。

 

当弗洛伊德发现了在分析性情境下对移情反应的临床运用之后，他从逻辑上看到了自己身上也存在着相对应的一面，并将此称作反移情。他相当不情愿更多运用他的这种发现而只是指出有必要“控制来自分析师的情感”。

 

 

在许多年以后Paula

 

Heimann (1950) 才指出分析师的移情反应就像是咨客的移情一样可以被视作一种重要的工具。通过她的描述，当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思考去识别作为分析师对移情的相应情感反应时，我们就可能无法识别咨客的移情。

 

这种情感反应并非仅仅是分析师对其咨客情绪的诠释。相反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移情反应会触发分析师许多不同的和时而矛盾的情绪反应，并引起治疗师意识层面和潜意识层面的幻想，这其中有些可能对分析师而言是难以理解的，这些困难使得治疗师不能够有效的帮助咨客对问题进一步理解。

 

在与自身的反移情工作时，分析师必须有能力控制住自己被扰动的情绪以避免付诸行动（就像我们鼓励咨客这样做一样）。相反他必须消化这些情绪，并将之运用于更好地理解咨客所要表达和交流的内容。

 

在这种方法下，分析师才能在潜意识层面愈发理解咨客的潜意识。因此，对于反移情的理解变成一件精巧的工具，能够用来与咨客的移情进行沟通和理解治疗情境。

 

处理反移情的困难可能在于分析师不能充分识别自己的情绪或是失去了感受以及处理咨客情绪的内在能力。这样的话，咨客的移情性阻抗可能会反过来触发分析师可能采取付诸行动，来取代应有的有助于日后进一步理解的抱持态度，这种反移情阻抗有可能将治疗引入险境。

 

这也意味着分析师冒险卷入了咨客的移情陷阱。分析师可能对咨客强加于自己的角色开始付诸行动或是拒绝，而一种纠缠不清的迂回的移情互动可能就此展开。治疗情境就真的成为咨客内在创伤冲突的简单重演而危在旦夕。

 

 

能够说明反移情的这种动力性和强度（紧张性）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再举出一个临床实例：

 

临床实例：

 

一位最近离异的相当有吸引力的年轻女性总是习惯于抱怨她是如何感到被其朋友和熟人所深深忽视的。在她脑海中似乎没有人想要花时间和她在一起，而与同性或异性间的友谊总是在一段时间后即宣告结束。所有的事情有着同样的规律：在一段短暂的热情之后，伙伴们离开了她。

 

在分析情境中我试图将她的个人行为与这些事件进行联结，但她可能并不理解自己固有的依附倾向中还混杂着突发的敌意，而这可能是她的朋友们之所以这样对她的原因。

 

她要么不理解我的意图要么就是责备我不能充分得共情她。而事实上她并非全然不对，因为我的诠释的确有些过于肤浅，并没有仔细检查在她的移情和我的反移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尽管我的诠释并没有带给她什么收获，但至少有一个效果，那就是增加了她的移情性阻抗和对我失去了耐心。

 

在她的移情和我的反移情中不断升级的冲突是如何形成了我们间的分析性互动的？

 

对于治疗设置最微小的不遵守都有可能使她勃然大怒。她变得哀怨和富于攻击性，并且我说的任何话都有可能被她视作我不理解她的证据。她开始责备我对她的哀伤，并且在我试图诠释她的投射时怒不可遏。通过这种方式她成功地激起我愤怒的情绪，一种我可以意识到的负性反移情。并且很明显我很难抱持和控制我的这种情绪。

 

 

当有一次我不得不推迟会晤时事情变得更紧张。她变得彻底愤怒而我则试图为自己辩护，我意识到我和她变得越来越纠缠不清。一场具有挑衅性的权力争夺游戏正在上演而我当然要撒手。

 

我觉得自己在她面前渺小和屈辱，与此同时我也充满愤怒。我感到自己有种强烈的冲动要抛弃我的这位咨客。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意识到自己被引诱着要对她咆哮：究竟是谁在这里做分析，她还是我。

 

正是在这样一个真实的时刻我意识到自己的狂怒情绪突然消失地无影无踪而代之以一种强烈的绝望感。并且当她喊出：“你只是想要抛弃我！”时差一点就要落泪了。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象她做相反的保证会显得那样的毫无意义和不真实，因为某种程度上她是对的，所以我响应她：“是的，你是对的。有那么一瞬间我确实想要抛弃你。很明显你能够想象得到我的这种情绪，当你不断地向我抱怨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真的就这样把你送走的话你就重复了过去那些同样的经历。你的愤怒和绝望使我能够感受到这些东西所带给你的可怕和破坏感受，现在我能够感受你的感受了。”

 

 

回顾她的个人史就会发现，这些在她的分析情境中再现的特殊困难可以被诠释为一种童年期与养父母间非常困难的关系的再度呈现。尽管她在他们关系的开始阶段表现得热情主动和自然，他们仍然不能给予她足够的共情并且无法和这个年幼的养女间成功地建立起充分的情感联结。

 

出于他们自身的矛盾心理，他们无法做出收养她的决定。这个年轻女孩对于他们而言在情感上仍然是个陌生人，而且与此同时她始终有一种感觉即她不得不做每一件能够赢得他们心的事。

 

与此同时她开始变得越来越富挑衅性，将自己隔绝并且开始以一种明白的方式显示自己的独立－似乎她想要说的是：我可以完全不依赖于你！

 

这是她此后在我们的治疗工作中告诉我的。她总是觉得在情感上存在着某种威胁，似乎她的养父母不停地在说：如果你不喜欢这里你随时可以离开，去孤儿院！

 

她所努力争取的爱和情感似乎总是无法企及。

 

从她童年期的某一时段而言，这种行为可能是适当的。因为这使得她在缺乏爱和情感的条件下在精神层面上幸存了下来并有了安全感。但是这也变成了她人格中的一个部分并且直到现在也妨碍她去爱他人和接受他人的爱。亲密唤起了将成为依赖者的焦虑随即转向拒绝。

 

当她指向我的移情启动了那些旧日的轨迹后，很明显我们间的治疗工作一度危危可及从我的反移情中我觉得自己被拒绝和羞辱，并且很难克服自己的这些情绪。我的这些情感所对应的情绪状态正是她所感受到却无法向人表达的，她没有别的方法来说出这些，便只能对我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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